李冬君丨徐继畬的地缘政治新世界_广西媒体_广西新闻

所谓国富,所谓兵强,归根结底,在于取得制海权。当时,中国只有一个人懂得这一点,他就是徐继畬。

文丨李冬君

徐继畬任福建巡抚期间,与林则徐有过一场冲突。

当时,林在福州养病,听说有两名英国传教士租赁了神光寺的房屋,马上向徐发难,让他将传教士赶走。徐在家信里,诉说了事件原委。他说,有两个传教士租住了城内寺屋。本来是件小事,由侯官县令一时疏忽造成,慢慢地劝说他们,本来也可以了结,可林却突然发作起来。他说林,一会儿出绅士公启,以示驱逐；一会儿又写生童告白,遍城粘贴；还要劝绅士捐资雇募水勇,准备动武。可他和总督刘韵坷都以为,这样慌里慌张准备打仗,是召敌来攻,大为失计,因此,不肯附和林的倡议。林怒而投信京中,鼓动群僚来攻,攻之者,有一学士、两御史,一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先参他抚谕无方,继而参他祖护属员、包庇汉奸。于是,当年曾支持过林的刘总督,愤而乞疾,旋被开缺。而林则以老迈之身,走马上任,抱病而行,远赴广西,去镇压太平军,可怜身先死。徐向朝廷报告了林的死讯,咸丰帝召见他时,“询及林则徐为人”,他说,林为人很忠正,可惜不明外情,而贻误了国事。文宗顿足叹息。

在林、徐之争中,那些攻击徐的人,在就事论事上没占着理,就转而攻击徐的书,他们从徐的书里面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背离了王权主义。

/林则徐像/

在汉语里向来只有天下观,“世界”二字从佛经里来,起用较晚。

宋人石介著《中国论》说:天在上,地在下,居天地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这样的华夷之辫,也就是中国传统人文地理大分野了。在天下观里,宋代的《华夷图》和《广典图》,都将中国画得很大,而四夷则微乎其微,甚至模糊不清,连汪洋大海都成了中国疆域的护城河。清以前,国人已知天下之外别有舆地,利玛窦一来到中国,就发现中国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自以为最大。他带来中文版的《山海典地图》,想奉献给万历皇帝,又怕皇上嫌地图上“大明”不大,而遭斥责,可出乎意料,皇上竟然格外赏识,还命其复制,赏赐皇亲和太子,而“大明”不大,却未提起。在《万国冲典全图》上,中国不中,大明不大,坤舆为球体,列国居五洲,利玛窦的这些观念,皇帝不以为一怪,反而提倡之,岂非怪事？清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又退回到了《中国论》和《华夷图》时代，在天下观里自得其乐,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一路行来,并未走出天下观和《华夷图》的视野,行到徐继畬,才开始走向世界。

徐著《瀛寰志略》,是一部列国志。瀛即海,瀛所寰者,为列国。

▲《瀛寰志略》书影

“瀛寰”,徐以前未见用,可能由他先用,有点海权的意味。魏源《海国图志》没有以海权立国的思想,因为《海国图志》里面没有中国,他所谓“海国”,是环绕神州——中国的岛屿番国,还在天下观里。而徐著《瀛寰志略》,则将“瀛寰”分为欧罗巴、亚细亚、阿非利加、阿墨利加四洲,而中国,为亚细亚第一大国,并非“瀛寰”最大国。他说,“瀛寰”之中,最大的国家就是俄罗斯,最强的国家就是英吉利。它们对于中国的威胁最大,而最有希望的国家就是“米利坚”,它打败了英吉利,而自立于世,他希望中国可以向美国学习,能像美国一样,打败英吉利。就这样,一个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海权思想萌芽了——联美抗英!虽然有些一厢情愿,但其战略眼光何等高远?今天看来,英国早已衰落,联美依然任重道远。对于一位曾经参与抗英战争的老兵,其思想如水到渠成。他赞美华盛顿:“按华盛顿异人也……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之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想,还停留在话语,而华盛顿却将它坐实；儒生神往“三代之遗意”,可华盛顿却使它成了国体。他说,美国合众以为国,疆土万里,国事付之民议,此乃华盛顿创“古今未有之局”，“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这两段按语,于咸丰三年,由浙江宁波府镌刻,教会立石,落款为“合众国传教士识”,赠送美国,镶嵌在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内壁。因此,他不用“天下”、“海国”为其书命名,而用“瀛寰”。“瀛寰”是个世界,而非“天下”,列国自有主权,也不属于“王土”,用君君臣臣的眼光来看,这真是匪夷所思。可“世界”就是如此。世界有四个洲,欧罗巴州最强,亚细亚洲最大,而中国仅居其一。因此,这书一问世,就招来了一片非议,政敌攻击他,自不必说了,就连他的好朋友也批评他失了“夷夏之大防”,混淆了内外有别的大义。书未出版以前,他将已刻好的头三卷请好友张穆看,张批评他把“皇清一统典图”置矜亚洲总图下,建议他将本朝奥图放在亚细亚图之上。张穆说:春秋体例,最严的就是内外两字,要从华夷之辫上来谈海外异闻,谈到各国信史时,最好用存疑口气,不要像明朝徐光启、李之藻那样,亦步亦趋,“遂而负谤至今。”可见,时论已将他划入前明徐、李一流。确是如此,有清一代,在对世界的认识上,较之前明徐、李,倒退何止千里!只有徐继畬是个例外,他从天下观里走出来,进入一个地缘政治新世界。前明徐、李对世界认识,集中在学术思想上,还涉及到个人信仰,而徐继畬对世界的认识,主要在地缘政治上,他开始深入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可惜的是,他对世界的了解,往往被人误解。政敌断章取义,以他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故意将“西方”二字隐去,欲将其置于死地也就罢了,就连曾国藩,也说他的书“颇张大英夷”。当时所谓“张大英夷”,其实是一顶不小的帽子,虽然谈不上卖国,但也算得上崇洋媚外了。他是怎样“张大英夷”的呢?试与《海国图志》一比。

▲《海国图志》书影

在《海国图志》里,只要谈到外国,统统一“夷”以蔽之。而在《瀛寰志略》里,就没有这种华夷之别，除了引用他人之语,很少用“夷”字。他称英国为英吉利,称英国领事为英官,而不叫英酋,这在当时也是只此一人而已。

曾国藩对他的指责,出现在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致左宗棠”的信里。那时正是英夷跃跃欲试,准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曾国藩断定英夷犯了骄兵、贪兵二忌,必败无疑。可结果究竟如何呢?夷人直捣京师。曾国藩不可谓不知兵,他熟读兵书,久经战阵,可他一肚子兵法,毕竟是天下观里的兵法,逐鹿中原还可以,尊王攘夷也凑合,对付英夷却不灵。战争本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可农业文明却喜欢用计和鼓气。曾国藩的必胜无疑说,便出于用计和鼓气。他虽然也提到了富强,但他对富强的理解却基于农业文明: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他不懂得地大不如市场大,国富要靠市场大；他不懂得人多不如船炮多,兵强要靠船炮多。开发市场就要控制海洋,而控制海洋要靠船炮力量。

所谓国富,所谓兵强,归根结底,在于取得制海权。当时,中国只有一个人懂得这一点,他就是徐继畬。咸丰帝驾崩之年,曾国藩痛定思痛,阅《瀛寰志略》,他把目光放在南洋诸国和诸岛上,可能他认为,中国的危险就来自那里。

/曾国潘像/

受了林则徐的影响,中国士大夫的目光只盯着英夷和俄夷。可只有一个人注意到了日本,他发现“倭奴”正在悄悄地撕开天朝的附属国体系。

此人就是徐继畬。老谋如曾国藩者,从未注意到“倭奴”兴起。

咸丰帝驾崩前,要扭转乾坤,他不能扭转夷人,只好扭转自己,使自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一转,臣下跟着都转,从主战转向主和。

此后,曾氏守定了“和”字,并将这“和”字,传给了李鸿章。

当他重读《瀛寰志略》时,他再也不说徐继畬夸张夷势了,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对于各国之名都茫然无知,更别说各国的国情了。

原文刊于《先锋国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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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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