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要求和艺术家的追求无法统一

周志高访问实录

采访人：白爽

受访人：周志高

注：（以下正文以□代表采访人以■代表受访人）

□周老师，您好。在一般人眼里，您是一位著名书法家，但在我看来，您首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出版家，请问周老师您是如何步入出版行业的？在文革期间，书法类出版物的情形是怎样的？在此期间，您在编辑出版书法类图书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我是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出版学校美术专科，一共读四年，我读的这个专业一方面是培养美术人才，又一方面是专为出版社输送美术人才。我本身就是学的出版专业，而后自然进入到出版社工作。我们毕业后工作的指向是美术编辑，在学校读书时出版专业课是出版界的专家为我们上课。另外就是要学着画封面，搞版面设计和作插图，美术专业课要学很多东西。西洋画、中国画、图案设计、书法、篆刻等都要学，当然学得只是一些基础性的东西，但为我们任课的教师，都是国内顶级的艺术家，西画老师是颜文樑，教透视学、色彩学，中国画老师是应野平、刘旦宅、吴青霞，山水、花鸟、人物全学过，书法老师是胡问遂、黄若舟，篆刻老师是方去疾。我在20岁左右能接触到这些老前辈应该是非常幸运的，在他们的指导下，各方面都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我是上海出版学校60级美术专科班班长，我的同学中，后来很多成为了出版界的名家。当时我们学习都很刻苦，毕业后也大多服务于出版界，我进入出版界其实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我年毕业，进入朵云轩实习一年，65年正式在朵云轩工作。当时的朵云轩有木版水印，图书出版等几个工作项目。最初我负责木版水印工作，领导看我书法篆刻也不错，又让我去搞书法篆刻类图书出版工作，我那时觉悟性比较高，服从组织分配，就干起了这一行。

年，我接的第一个出版任务是以柳公权《玄秘塔》集字的方式拼了一本《柳体雷锋日记字帖》，66年以颜真卿《多宝塔》集字的方式拼了一本《颜体王杰日记字帖》。当时一切都是“政治挂帅”，书法类出版物也要突出政治。

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期间盛行“八个样板戏”，我又以《怀仁集王圣教序》中的字拼了一本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唱词字帖，这本字帖大约在67、68年左右印行了。60年代末期，上海有一个赴黑龙江插队的知青金训华因救人而牺牲，我们想以书法的形式来宣传一下他的英雄事迹，就想请人写一本《金宣华日记字帖》，我先找到了任政先生，可是任先生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工厂“劳动”不能写，找他的一个学生，叫孙信德，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专门为万吨级船舶写船名的写字组工作。这是我所知道的在上海造船系统内以写字为专业的一群人。找到他以后，我说明来意，他很犹豫，但在我的鼓励下，还是接受了出版社的约请，最后这本字帖顺利出版。这个人后来成了上海著名书家，他一生都很感激我。

年我又责编出版了《刘炳森隶书字帖》、《周慧珺行书字帖》。有人当时感到很奇怪，刘炳森在北京，不在上海，为什么还要给他出字帖？我为刘炳森出字帖的时候，面都没见过，只是互相知道名字，但我觉得他字写得好，应该向社会介绍，是故为他出版了第一本字帖。刘炳森、周慧珺的第一本字帖都是我负责出版的。我在出版行业这个工作岗位上，注定我一生是要忙着“为人作嫁衣”，我的职责就是要不断地发现优秀作者，向社会推介。做好这个工作要把自己的利益看淡，多一点为他人服务的热心，我从来没生过嫉妒心之类的，别人写得越好我越高兴。我始终坚持“作者与读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的原则，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上把握的比较好。

□《书法》杂志创刊和由《书法》杂志主办的“全国群众书法评展”是新时期书法界的两个重大事件，您作为这两个事件的主要策划和参与者，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事件发生时的历史背景和一些具体细节？

■《书法》杂志首期是在年六月份出版的，《书法》杂志之所以能诞生有几个原因。首先，年的时候中日恢复邦交，中日恢复邦交后，有大批日本人来中国访问参观，其中包括了书法方面的交流。日本人对中国书法是很虔诚的，认为中国是书法的母国，中国古代有着大量瑰丽多彩的书法遗存，他们对此的态度是顶礼膜拜，态度虔诚地很。但一谈到现代书法，日本人的态度马上转变了，那时我们国家经济落后，对书法也不重视，有关书法的活动很少，当时的这一实况，日本人是看得到的，所以日本人甚至表示出以后中国人要学书法，恐怕要到日本去学。年代初，朵云轩叫“东方红书画社”，里面有两块，商业经营、木版水印是一块，出版是一块，我时任出版组副组长，加之自己是搞书法的，因此参与过多次接待日本书法家的活动，每每在活动结束后，看着日本书法家轻视菲薄中国当代书法的态度，总有一种为国家为民族争光的信念，感到一定要为中国当代书法争一口气，不能让小日本看不起，我想我要办一本书法杂志，为推动中国书法的发展做贡献，这一点是一个主要原因。其次，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在60年代初期，沈尹默、胡问遂等书法名家曾在上海青少年宫办过书法班，为上海书法篆刻界培养了一批中青年书法人才，到70年代末，这批人正好30几岁，正是做事情的年龄，当时，我在上海组织了一支工农兵书法作者通讯员队伍，周慧珺、韩天衡、张森等都在内，从年的三十多人发展到年的一百多人，我们在人力上有资源。最后，我在出版社工作，又有这个方便条件，这本杂志随之能应运而生。

我办一本书法类杂志的构想，从年萌生，到后来的发酵，到最后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就是年梁披云先生的《书谱》杂志在香港创刊。当时虽在“文革”期间，上海与香港的联系还是密切的，75年当我们看到《书谱》杂志时，也是拍案而起，热情响应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大陆办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书法杂志。

在这种形势下，年我们打报告给上级部门，当时文革没有结束，还叫“革命委员会”，报告中列举了几条理由，意想不到的是，上级部门很快同意了这件事情。得到同意的批复，但必须为“无产阶级统治”服务，我们马上着手准备，第一期的内容很快准备完毕，刊样都打好，马上就要进印刷厂付印了，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这期即将付印的《书法》杂志里面有“批邓”的内容，在政治风云变幻的情形下，里面的这种内容肯定不能刊行，只有作废。为了配合其时中央中心工作的需要，内容置换为“庆祝粉碎‘四人帮’，热烈拥护华国锋”的内容，终于在年6月份正式试刊出版，首印五万册，上市之后，一抢而空，得到各方的赞誉。对于这一期杂志，我们将其称为“试刊号”，而不叫“创刊号”，当时限于条件，印刷质量太差，还是叫“试刊号”为妥。好事多磨，《书法》杂志“试刊号”在艰难诞生后，再一次碰到阻力，在此期间我们出版组组长，相当于总编，我的顶头上司一位老干部从外地下放劳动回单位，看到这本试刊的《书法》杂志，对我大加批评道“你们二、三个毛头小青年想创办一本杂志，想得太天真，杂志这种东西别看它小，里面的学问很大，以前我在人美社的时候，办《东风画刊》杂志，编辑部七、八个人，都没能搞好，没几年后关门了，你们小青年又没有经验，印刷质量又这么差，不要再搞下去，我来搞一个高档的”，他后来叫了几位老编辑，确实把一本专门介绍古代书画的高档杂志办起来了，就是我们熟悉的印制精良的《艺苑掇英》，但对于他要我停办《书法》杂志的命令，我在心中没有妥协。他是老革命，是影响很大的版画家，是我出版组副组长的顶头上司，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按常理我应服从他的意见，可是冥冥中总有一种责任感在促使我，让我始终有把这本杂志坚持办下去的信念，我对他的意见针锋相对，铁了心据理力争，以至不得不顶撞他：“办这本杂志不是为一个单位争光，也不是为我个人争光，而是为我们民族争光，我的党籍你可以拿掉，但这本杂志我还是要继续办下去”这样激烈地话都说出来了。但领导有“权”，赶走了我的最佳杂志搭档黄简同志。杂志停办了。在争论中度过了年，也许我真是与办杂志有缘，到78年时，可谓天助我也！我进行这项工作最大的阻力排除了——老干部调回人美社工作，阻力少了一半，此后，我又争取到王维、洪泽等高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们社新来的领导也给予热情关怀和支持，尤其是赵坚副社长副总编的有力支持杂志又第二次“死”里回“生”，直到78年《书法》杂志正式创刊。《书法》杂志在诞生的过程中，真可谓经历了“三起三落”，这些经历今天回想起来，别有滋味，感慨万千！

在创刊的过程中，另外有一件事也是一波三折，再讲给你听听。初办《书法》杂志时，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需要编辑，我物色了上海市郊一所中学的优秀教师黄简，他后来去了香港，在《书谱》杂志也担任过编辑。在试刊时，黄简是借调，当时文革还没结束，试刊成功后，被逼停刊大半年，黄简也被赶走了，回到了学校。文革结束，国家对教育重视起来了，颁布了一项“教师归队”的政策，即所有老师都要回到原来的教学岗位，不能从事其他职业。在这种背景下，让黄简再回来办《书法》杂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我情急之下，拿出了我的“尚方宝剑”，一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同志看到《书法》试刊号杂志后，写给《书法》杂志社热情鼓励的信并要订阅它。二是时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王匡同志来信赞扬《书法》杂志“填补了出版空白，是一件大好事”，有了这两把“尚方宝剑”事情变得有了些许希望。当我向黄简所在地的上海县委、上海县教育局及其龙华中学跑了十多次之后，在几乎上磨破了鞋底的情况下，感动了那儿的县委书记，县委书记特批放人，得到这个许可，我真是热泪盈眶。有了编辑力量，《书法》杂志年出了三期，到年就正式确定为双月刊。《书法》杂志是上海第一家同印刷企业签订正式经济合同的单位，即我晚交一天稿，他罚我一百元钱，他印刷晚出一天，我罚他一百元钱，这种事情在当时的上海是绝无仅有的。很多杂志是脱期，不及时是“家常便饭”，都很“习惯”了。此外，上海当时有两本杂志可以进入台湾报刊市场，一本是“中医”杂志，还有一本就是《书法》，这一点也一直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黄简来了以来，陆续又有吴建贤、方传鑫、高式熊、王壮弘等，到后来的刘小睛、许宝驯沈培方、潘德熙等陆续加入到出版社的书法编辑队伍，这些人都是我负责调进来的，我们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书法编辑队伍最多时有二十多位人员，其时在全国是最强的班子。《书法》杂志的编辑队伍充实了，工作效率、质量各方面大大提升，从开始印行的五万份到十万份直至到后来的四十多万份，在产生极大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当时我们单位一半的经济来源是依靠这本杂志。在这一大好的情势下，我想应该抓住机遇，进一步把工作成果做大，我就想到了，其他文艺界都有评奖活动，书法界还没有过，我们应该能够以杂志社的名义搞一次这样的活动，通过这么一个活动，扩大《书法》杂志的影响，由是“全国群众书法竞赛评比”就诞生了。当时，之所以冠之“群众”二字，是因为我们当时都很年轻，不敢以书法家自居，我们没有资格评书法家的作品，所以此次活动，凡是老一辈书法家的作品都采取特邀的形式，不参加评选。评奖条例方面借鉴了其他文艺界的成功经验。

在邀请评委的问题上，我想既然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评委班子的组成上要体现出全国性，不能单邀请上海的评委。我根据全国东、西、南、北的方位，邀请了全国各个地域的代表性书法家作为评委，东——上海、西——西安、北——北京、南——广州，以上四个城市都有群众性的书法组织，书法活动开展得很好，北京的刘炳森、谢德萍因故未到，是傅家宝来的；西安是西安碑林的两个负责人薛铸、高峡；广州来的是羊城书法研究会会长秦咢生。上海方面是宋日昌、谢稚柳、庄久达，这些人组成评委班子对投稿作品进行了评审。

经过三个月的征稿，投稿作品达到了15,多件。征稿期间，因为作品数量太多，邮局不得不动用小卡车往出版社投递应征作品，应征作品在出版社的办公室里堆得满满当当。我们面对全国各地书法作者对我们的信任，全体评委在评选时，达成一个共识，即“在艺术面前人人平等”，不讲资历、不讲人情，尽管这个提法如今还有，但做得远远不如以前。现在官位大的，有钱的，字不怎么样，往往会被人抬得很高，评价说好得要命，这一风气很不好，非常需要匡正。我不是讲我们当年做得多么好，起码我们在认真履行这一原则。当参展作品评选结束后，我又碰到阻力，我的意见是要在此基础上评选出一、二、三等奖，有的评委马上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搞了一个这么大规模的书法活动已经很了不起了，干嘛还要评奖，书法作品可以评奖吗？你能说历史上的书家是颜真卿高？抑或是柳公权高？个别评委的意见，在一瞬间真把我问住了，但我很快找到了应答的理由，我回答道你讲得这是历史上的各种流派风格，依照你的意见，肯定无法评，可是在师法一种风格的作品中有什么不能评？况且其他文艺界对创作都有评奖，文学界、电影界都有评奖，我们书法界为什么要同步自封？当年的情形，真有点“舌占群儒”的意味了，最后我坚持评奖，并希望持不同意见的评委在保留个人意见的前提下，尊重主办单位的意见，就这样在争论中“全国群众书法评比活动”的获奖作品产生了。

评审结束后，我们在开总结会的时候，又形成一个共同愿望，即这一次是“全国群众书法征稿”，下一步我们要搞一届“全国书法展”，第一届一定要在北京搞，在首都这个地方造出舆论，为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做好铺垫。西安的薛铸、北京的傅家宝回去后确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工作，为促成“全国第一届书法展览”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后来因为经费困难，转移到辽宁沈阳，杨仁凯、聂成文、姚哲成、郭子绪等人作出了贡献。这方面的事情，现在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我这儿顺便披露一下。

□您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直从事书法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尤其是担任过《书法》杂志与《中国书法》杂志两个最重要书法媒体的主编工作，这在书法界是绝无仅有的，能有这种特殊经历的人，以后恐怕也很难产生，在您长期书法媒体的工作生涯中，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对于如何办好一个书法媒体，您认为最值得总结的工作经验又是什么？

■在以前的一些介绍我的刊物中，有人对我在工作方面的经历做了总结，《中国人物》年鉴总结我是“三合一”式的人物，即“书法出版家”、“书法活动家”、“书法家”。这个评价有些过誉了，我在当代书坛早期做了一些事情。我创办了全国第一本书法专业杂志，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次群众书法征稿评比展，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届书法研讨会，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次篆刻征稿评比。搞现代书法史研究的人总结为现代书法史上的“五个第一”，这是历史时代给我的机遇，我也抓住了这个机遇，促成了我人生的成功。但现在能达到这种“三合一”的人肯定还会出现，因为现在条件越来越好，越来越开放嘛。现在从事出版不一定非在出版社才能搞，以前肯定不行。书法活动现在比较好办，只要能拉到赞助就能办成。书法家现在就更多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更容易出成绩。

我担任《书法》杂志、《中国书法》杂志的主编30年，对于如何办好书法新闻媒体，经验和体会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任何新闻出版工作都要围绕着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进行，把握住正确地政治导向，严格遵守国家制订的新闻出版法规，坚决不在这方面犯规。我在工作中，不仅做到遵规守法，还力所能及地以书法作为载体，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在宣传方面，积极地做贡献。比如年三月份胡锦涛总书记讲话时提出“八荣八耻”，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我们当月就组稿，五月就成功地承办子以“八荣八耻”为主题的大型书法篆刻展，还在展览开幕式上出版了八开本精装《作品集》，这是中国文联系统第一时间有关“八荣八耻”为主题的展览。得到方方面面的好评。其次，要充分尊重读者的需要，根据读者的需要来办杂志。做好这个工作，自己的专业能力，编辑水平要过硬，想读者之所想，及读者之所及，编辑要有“包容”心，虚心并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包括“骂”声，没有“胸襟”的人是不能做好编辑的。在内容编排上满足各类读者的需要。杂志做好后，起码要想一想如果自己在报刊卖点看到它，会不会掏钱去买，如果有购买的欲望，那么说明杂志质量可以了，反之则要想办法改进。最后，还要考虑到读者的承受能力，以前在杂志社工作的时候，我专门到西部地区，如西安、甘肃等地实地搞调研，听听基层读者对杂志的意见，我们国家东西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西部经济相对东部欠发达，所以西部的读者有一个普遍性意见，即一本杂志定价不能太高，我认为这个意见很重要，因而我始终在这方面考量很多，尽量控制价格。《书法》杂志很长一段时间控制在一年征订费在一百元以内，来北京后《中国书法》杂志控制在二百元以内，这是为读者想，也是为杂志想，杂志毕竟靠读者的支持才能办下去。以上所述几点，即：政治上掌握好导向，业务上精益求精，思想上谦虚谨慎，经济上价格“普及”。我觉得对于办好一本杂志是很重要的。

此外，编杂志要有公心，是国家的刊物，更加如此。有的人当了杂志主编以后，每一期都有自己的宣传，我统计过某位主编在自己编的杂志上最多一次是一期中出现了十四个地方，这是犯大忌的。编杂志是为大家做服务的，怎么好老是宣传自己呢？我在《书法》杂志20年多，只宣传过自己一次，且只有两个版面，来北京主编《中国书法》杂志近四年，专题宣传一次都没有，发一件作品，发一篇文章的事情是有，但我个人的专题宣传，一次也没有。编杂志要有公心，要有为大家服务的意识，这点很关键。

□您作为新时期以来，中国书法事业发展壮大的亲历者，参加了历届全国书法展、全国中青年书法展等重要活动的评审工作，您可以算是书法界资深的评审委员，在您参与众多展览的评审活动中，有哪些难忘的记忆，能否向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在各种展览活动的评审中，您对一件作品的评审标准是怎样的？

■我最难忘的记忆是“全国第一届书法展”，当时在辽宁沈阳，我是“全国第一届书法展”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里面的成员主要是老先生，我是七人小组的秘书长。同时，我也是评审小组的秘书长，评审小组的组成人员是广西莫乃群，他是广西自治区的副主席，相当于副省长，接下来是辽宁杨仁恺、他们二位是书法评审组长，还有上海胡问遂、宁夏胡公石、广东秦咢生，我的工作就是协助这些老先生们对各省送来的稿件进行评审。当时规定各省从本地遴选出30件至50件作品送沈阳终评，每省送稿的代表，在评审时需要向评委们简单介绍一下本省作者的基本情况，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避免当地一些有名望的老前辈的作品不被疏忽，因为是第一次对全国书法创作的大检阅，最好是让有影响力的老一辈书家有参展的机会。记得，在评选到广西作者作品的时候，李骆公的一件篆书作品引起了五位评委的争论，李骆公那件作品写的是大篆，强化了文字的象形意味，用墨分出浓淡，看到这样的作品，有的评委说这件很有新意可以参展，有的评委说这不是字是画，参展有些不合适，两种意见交锋很激烈。看到这一尴尬情景，作为秘书长的我出来调和了一下，基于我是学画出身，对于有创新意识的书法，在接受方面比只写字的书家要宽容些，所以我就发表个人意见说，这件作品是一件创新意识的作品，我们讲“百花齐放”嘛，我们要对创新的作品多一点宽容。五位老先生看我发表了这种具有倾向性的意见，也就不再争执了，就通过了。那时的评选机制刚开始固然不完备，但是很民主，大家都能自由发言，不搞“一言堂”。中国书协成立后，办全国第二届书法展时，就不再采取这种简单地评议方式，而是“投票”表决了，在评审制度方面越来越完备、越来越科学化，从第一届全国书展到第九届全国书展，我都参与过，书法展览的发展也是书法评审制度公开、公正、公平，逐步完善的过程。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任何书展的评审都不可能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公平，特别是那些有创意的，有“棱角”的作品在评审中很可能被淘汰掉，这在书法界也算是个问题。我想改变一下展览的征稿方式，比如搞提名展，参展作者的名单在展览前已经确定，没有评审过程，这样的作者作品就有机会了，类似的展览工作也需要有人去做。在一次展览的落选作品中，有水平有创意的落选作者肯定是占有一定比例的，我希望这样的作者对自己要有自信心，不要因为几次展览落选了，就轻易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向，跟风跑去了。

关于标准问题，我在十年前就提过，年我到北京以后，转过年就是全国第八届书法展，在八届国展的“冲刺班”上，我对学员们讲一件好作品应包括“民族特征、时代特色、个人特点”，即“三个特”，对于这“三个特”的总结是我从上海改革开放政策经验中得到的启示，进而归纳出来的。所谓“民族特征”就是讲你的作品对书法传统的吸纳程度怎样？你是否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术”，在你的创作中传统积淀是否深厚；“时代特色”是指你的作品有没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你的作品如果拿出来一看像件“老古董”，跟我们这个生气勃勃的时代根本不沾边，这样的作品肯定不行；一个是历史的纵象座标，一个是当代的横向座标，是当代书法的“时空观”座标。“个人特点”是指在你在具备共性的同时，是否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艺术语言。把握住这三点，就等于把握住了一个标准，至于这三个“特”各占多少比例，这就大有“考究”了，比例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犹如烹调，原料一样，搭配不同，制作不同，火侯不同就产生了“八大菜系”。我要求别人这样，对自己也是这样要求的。

□您在书法创作方面，曾得到多位大家的指点与教诲，在向这些大家请教和交往的过程中，哪些人对您的影响最大？主要在哪些方面？在您多年的书法创作生涯中，您对书法创作的主要追求是什么？一个书法家到了您这个年龄段时，往往会出现“结壳”的现象，甚至倒退的趋势，您是如何评价自己当下的创作状态的？

■我最早的启蒙老师是黄若舟，他是最早写钢笔书法的，曾出版《钢笔字快写法》，印行了上千万册。我跟他是在上海出版学校期间，跟他学颜真卿的《多宝塔》。此后，学校又请胡问遂来上书法课，跟随胡先生学过一段时间，主要写智永千字文（楷书），他看我很好学，给我写条子推荐我去拜访他的老师沈尹默先生，在我的习字上，沈老作了认真批改。在向沈尹默先生学习的同时，我还向马公愚、白蕉两位前辈学习过。其时，我最喜欢的是白蕉的书法，向他请教，就是他写一张字让我拿回去照着临摹，不管老先生给我多少张字，我在约定时间内临完，总是把原作完整地还给老先生，再把自己的临作交给老先生批改，从来没有私藏老先生的一张字。不过白蕉先生还是给我画了一张小画，写了一张小字，画是兰草，上款“志高小友属”，这张画一直挂在我家里。我学白蕉书风的时间比较长，年上海同日本第一次搞交流展，我就有作品参展，写的是毛泽东《昆仑》词横披，当时上海年轻作者一共有四人，我是其中之一，那会儿我的字一看就是学白蕉的。

我对书法创作有二条是一直铭记于心的，一是要注意“雅俗共赏”，梅兰芳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用此语，启功先生的书法受大家欢迎也是这四个字。第二，我主张碑帖相融，南北交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方的灵动、精致与北京的雄强、质朴要取长补短，艺术上既要有大气、浑厚、雄强的气质、气韵、气势，也要追求精到、灵动、细致的精微之处，粗野与刻板，飘浮与油滑，均是艺术大忌。

我不会“结壳”，现在有很多的最新资料，只要肯学可以将这些新的营养不断地补充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只要自己在主观上不拒绝新的营养，就不会“结壳”。

□早在十多年前，您对书法市场中的有关问题就发表过重要意见，其中一条就是要合理看待书法作品的商品化，现在又过去了十多年，您对书法作品的商品化问题，一定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在这一问题上，您的新看法有哪些？您还曾认为“市场的需求与艺术家的选择不能统一”，对于这一问题，您现在的看法是怎样的？

■书法作品商品化的问题，我很早就提过，最近书法界发生了一件事，就涉及到书法商品化的问题。湖南书协对外发布了一张润格单，主席一个价、副主席一个价、理事一个价、会员一个价，很机械地分为几等，相互间的价格差别很大，我认为这种提法过于简单，非常不妥当！书法家协会作为一个专业组织，可以向市场提供一个参考系数，但不作具体规定，如此以协会中身价来核订艺术价值显然有悖于艺术自身的规律。况且，在当代社会中，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人选，并不是因为只考虑他专业水平高，字写得好，而坐上那个位置的，可能他是一个行政官员，可能他是一个有钱的企业家，出于特殊考虑或种种原因，他坐上了主席、副主席的位置，他们实际的书法水平又如何呢？这样会给社会上的人带来一种错误的导向，认为书协身价高，字就好，就值钱，这是在误导一般的书法消费者。身价高，字写得不怎么好的人，即是一时有卖点，但不会长久，这一点大家都是明白的。

前不久我公开谈过，字价格的高低要有几个方面的因素来衡量，身价、社会影响、作品水平要综合来看，不可以绝对地认为书协理事的字就一定好于会员的字。书法家协会在书法商品化的问题上可以发表意见，提供参考，各地的画廊老板、经纪人等也可以根据市场真正的销售情况发表意见，提供给买字的人一个更准确的信息，把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推荐给买字的人。书法家协会在书法商品化问题上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难点，难点的部分，各地画廊完全有能力解决一部分，来弥补书法家协会不足的地方，我想各地画廊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就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进步很快，别的地方我不讲，单讲我们上海，前几天我到上海参加了一个展览，明显感觉到我们上海书协主席团的作品落后了，我们功力是有的，但在大胆创新、作品形式等方方面面，好像都没有年轻人做得好。周慧珺主席在这次活动中公开讲，年轻人超过了我们，我们要向年轻人学习。上海是这个现状，我想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是这种现状。这种现状对当代书法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产生某种影响。

市场的要求和艺术家的追求始终不可能一致，如果统一了，说句不中听的话，那就完蛋了！作为一个搞艺术的人无疑也要吃饭、穿衣，购买一切日常所需的用品，那么他就要向市场出售自己的作品，要能使自己的作品成交，就必须取悦买主，讨取买主的喜欢，这样下来可能就趋甜、趋俗，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完全地湮灭掉。面对市场，不能过于迁就市场，还是要保持坚守自己独立的艺术个性，好的东西总是有人识货。前面举那个的例子，可能钱是赚到了，艺术生命随之也毁掉了。其实，人如果想通了，什么都好办，吃饭能吃多少，容身要多大的房子？把这层想通了，就能够保持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延续自己的艺术生命。当然，如能有二手更好，一手应付“市场”，走“甜俗”之路，另一手搞创作，强调个性和艺术性、学术性。二手都会，这是难能可贵的，恐怕一般人难的达到。

□您收取润笔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最初的时候，求字者对您收取润笔费的行为提出过意见吗？在当下，向求字者收取润笔费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现在的求字者对您收取润笔费的行为与多年前相比，两者间在态度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第一次拿书法稿费是年，当时为《解放日报》题写了一个刊头，被刊用了，报社寄来三元钱稿费，噢！我高兴坏了，那时一个月伙食费才六元钱，写一个刊头的稿费能充半个月的伙食费，肯定感到高兴。卖字的润笔费可以追溯到年代初期，当时上海城隍庙豫园搞扇面展，属于那种边展边销的形式，零售价是五元钱，找我们这些人写开始付三角钱一把扇，后来涨到五角，那会儿工资很低，大家都愿意写，一个晚上写二十幅，一个月的伙食就出来了，大家都写得起劲，销路也很好。

求字者向书法家付润笔费，是尊重书法家劳动的一种表现，开始的时候有的人会觉得别扭，慢慢地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风气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普遍的规矩。书法家最好有代理商，免得自己出面讨价还价，有伤大雅很不是滋味。

□您的书法作品参加过市场拍卖吗？现在很多人把自己的书法作品送入拍场，然后雇佣几个“托”把自己的送拍作品喊到一个很高价位，留下一个很高的成交记录，然后再以这个虚假的价位来“忽悠”买字的人，对于这种现象，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种玩法现在都落后了，这在画界早就有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正直的书法家，不需要采取这种手段，搞一个虚假的价位出来，拿着这个假东西蒙骗别人，这就叫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然我不否认靠这种手段也能够成功，一百个人里面，或许有二、三个人成功了，但这只是一个时间段里的事，不会长久的。一张字在拍卖会上卖十万、二十万，私底下再白送人家十张、二十张或更多，如此的行为太不光明正大，我只能呼吁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我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前一阶段，我和我们协会领导赵主席去参加了一个由中宣部主办的小型座谈会，会议内容主要是讨论当前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规范经营问题，现在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存在的问题很多，假冒伪劣盛行，经营管理上存在着种种漏洞。中央要求各部门，包括工商、税务、文化等部门加强对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对于拍卖市场的混乱现象，中央已经开始重视，我想随着法制的完善，拍卖市场能一天天地规范起来。人不管你经商，还是不经商，都应该诚实为本，这样去做是不会吃亏的。

□您个人书法市场的行情怎样？您对自己的书法市场有没有过系统的规划？

■我个人的书法作品，一幅四尺整纸的作品现在拍卖价已达到两万多，这一成交记录在北京、广东、上海都有过。我是上海人，本来在上海的拍价应该更高些，但上海是一个比较“洋气”的地方，受外来文化影响比较大，西洋类的艺术品拍价普遍高，传统类书画作品的拍价还比不了北京。北京一家很有名的拍卖行，去年给我看了二十六张，有二十张是假的。在网上出售作品，不少是伪造的。假的，价位很低，我只能苦笑而已，没有精力去为之“计较”的。

我个人卖字不同别人比价格，如果标得太高，别人买不起，又有什么用。我很喜欢写《论语》里的一句话“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是我对金钱的态度，“富贵”二字也可以衍生为名利来讲，你说不求名利，这个很难做到，根本就不现实，对名利要用正当的途径去获取，用非正当手段获取名利总归是不好的。一个搞艺术的人，最好把名利看淡一点，认认真真地对待艺术，能使自己的作品传下去，弘扬悠久的民族文化，得到子孙后代的爱护，实现这样的理想，比获取现实短暂的名利更有意义。

我对我的书法市场从来没有过规划，我书法作品的价位在当前市场中处于一个中档价位，我的价位能为大多数群众所接受，这是我遵循的一个原则，这和我办杂志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写字的人就算再能卖钱，和经商的人是没法比的，一个房地产商开发一处楼盘，能赚几个亿，你就是当了书法家协会的主席，你拼命写也赚不到这些钱的。我已经是老年人了，对物欲越来越淡，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生活能比一般水平好些，我就非常知足了。

□您是怎样看待金钱与艺术两者的关系？现在大部分书家就是忙着写字赚钱，到处“走穴”，以如是的状态来面对书法创作，必然会产生很多粗制滥造的作品，对于这种现象，您有何评判？

■“走穴”现象，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书家“走穴”要适可而止，书法家如果不“走穴”，他的收入就会减，适当地去外地卖点字无可厚非，但是一天到晚把精力放在这上面，自然会影响自己的创作水平，使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减退。我已经好几年没主动出去了，有的人打来电话邀请我，说可以先把钱打到我的帐号上，我都拒绝了，我不是不缺钱，我要想自己是老年人了，要考虑身体，要考虑手边的工作，这些钱我又不是急用，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

还有，前些的时候，书协召开理事会时，我在会上公开呼吁张海主席，我说等你们这一届主席团卸任时，如果我们书法家的润格同画家相比有所提升，这就是你们主席团的工作成果之一。十七大以来，中央提出要创造文化精品，体现精品的一个因素就是作品价格，现在同等级的书家与同等级画家的价位比例是1：10，假如你们这届主席团卸任的时候，书法家的润格不仅没升反而降了，比如成了1：12，就算我不骂你们，大家都会骂你们的。现在书法家同画家的价位越拉越大，逼得书法家只有“走穴”，“走穴”就耗废精力，怎么能出精品、出大家？所以，我们要呼吁中国书协及各省市书协，全面提升中国书法的整体水平，包括书法价位的提升。张海现在作为中国书协主席，书法作品每平尺一万多元钱，欧阳中石先生、沈鹏先生均是一万五左右，而画家范曾的书法是五万元钱一平尺，画是十几万元钱，书法家真有点可怜，我主张这几位书界权威人士应该再把自己的价位再提高，你不高，下面怎么能高？解决这个问题很难，但我想，总要有人要把它提出来，希望得到书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最后，我再说一声，你们采访我，我心直口快，都一一讲了自己的想法。如有不妥之处，多请批评指教。但发表时，一定要让我看一遍。因为去年某书法媒体在“书法番禺论坛”中刊载我的讲话时，整理者竟然为我多添几处无中生有的不切实际的“批评”，使我极为“被动”，见报的第二天我就向书界友人说明真相，并一再申明刊发后也“未经本人审阅”，为此，做媒体工作的，切勿为“卖点”而失去“诚信”，那是很危险的。

周志高，年1月出生，江苏兴化人。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第三、五、六届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资深评委，年创办上海《书法》杂志并任执行主编，策划和主办中国书坛“五个第一”重大活动，被誉为“中国当代书法复兴奠基人”(广东美协官方网站)。年任中国书协《中国书法》杂志主编。现为《中国书法》杂志特约编委，中国楹联协会顾问，中国书协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国家人社部中国人才研讨会书画人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书协主席，上海中国书法院院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兼书各体，尤精行草。作品参加一至十一届国展，及数十次海内外重大书展，被海内外数十家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收藏。出版有专著及合著廿余种。多次出访、办展于港、澳、台地区及亚、欧、美等十数国。年6月，应邀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八一军委大楼创作丈二及八尺郑板桥《咏竹》诗二首书法作品。年9月2日晚在钓鱼台国宾馆，习近平主席宴请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的国际贵宾之“请柬、节目单、节目简介、菜单”封面字均出其手笔。

出版有专著及合著《周志高书法》《历代勤学诗正草字帖》《草书前出师表》《书法创作》《中国历代书法精品百幅赏析》《我与书法三十年》《周志高书法集（中英文版）》《中国当代名家作品精选·周志高书法卷（线装书）》等廿余种。

周志高书作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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