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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真的很矛盾，不知道这10多年到底是帮了他，还是害了他。我经常在想，如果不管他，他可能早出来了。可如果我真的不管他，他就两个结果，第一个死了，第二个还是“死了”——他可能认罪，人是出来了，但是行尸走肉。对于他来讲，也许精神的死亡比肉体的死亡更残酷，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目标就是要平反，要无罪释放。年时，我和他在电话里大吵过一次。那时他还有七八年刑期，而我已经40岁了，身体也不好，不想再对案子抱什么希望了，谁知道七八年以后我还管不管得了他？到那时，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了。只是觉得能早点出来，以后怎么做再说。可是他不同意，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70多岁了。

年1月7日，我拿着《判决书》，坐了两小时公交车到最高法上访。这么多年来，我们认为刑事判决结果不公正，一直向湖北高法进行申诉，但没有任何反馈。民事一审、二审判决了我们与信用证无关，贵阳交行不服，上诉、申诉，最高法立即裁定了重审，本已通知了年3月30日的再审开庭，到了近6年后的今天（指年至年），也没有开庭，你总得有个说法吧？最高法接待了我，并进行了登记。2月4号，湖北高法立案庭的一个法官就给我回了电话，说这么多年材料他们都收到了，也往上请示了很多次，上面不让搞，他们也没办法，牟其中现在年龄那么大了，让他写一点材料，保外就医，早一点出来。

在老牟再来电话时，我就劝他说，让他能不能面对现实调整一下，可是他依然不听。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开始都是要无罪，到后来，我觉得只要你能早一点出来，该做的事情还是可以做。况且我也问过律师，出来后一样可以再申诉，我就想不通他为什么那么拧。我那会儿想，我真不可能管你一辈子了。

年7月时，我给他写了封信：“……想一想，与其我去求这个，求那个的，都不如求你自己端正想法……放下，其实也是一种解脱。”我很少给他写那么正规的信，因为中间要经过那么多道检查，还有什么可以表述的？可我在短短的电话里也描述不清，他还来不及听你说完可能就会发脾气，我也不想和他过多争执，我想那就在信里说吧！

我当时心里确实很绝望，所以说得也很绝情。后来他可能几经思想斗争，同意写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根本也不叫认罪材料，除了题目是那几个字，他还是写自己没有问题，据说写了好几稿才通过。

牟其中从狱中寄出手写的材料，都由夏宗伟打字整理出来

但对他来讲这是内心里不能接受的一个东西，加上这几个月的心理斗争，觉得我一直在逼迫他，所以9月18号早上就发病了。监狱医生做了初步检医院抢救，做核磁检查，发现是脑出血，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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